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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经济的思考与展望

1999-01-14 来源: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包霄林 我有话说

杨培芳信息产业部经济技术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工程师,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,中国科技大学客座教授。在技术经济和信息经济领域发表论文近200篇,多次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励。主要著作有《信息技术进步的经济效益测算模型》、《通信社会需求预测方法》、《信息网络服务》等。

记者:信息经济时代带来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,非市场性的经济因素开始产生,公共物品问题也突出了,社会逐渐从物的商品生产向信息服务转变。您在信息产业部门工作多年,对信息经济的理论发展有什么感想?

杨培芳(以下简称杨):目前的信息经济学倾向于只研究微观信息经济学,研究信息流通和不确定性问题等。我觉得,只有跟信息产业联系起来,才能发现原有的信息经济理论存在的问题。现在是信息产业有关的现实问题暴露了理论问题,核心问题主要是信息源、信息的质量,我们可用的信息资源太少。这里就牵涉到一些理论问题:为什么少?就是因为缺乏积极性。为什么没有积极性?因为不赚钱。比如说瀛海威张树新的辞职,就是因为不赚钱。上海的一个企业曾发表文章说电信租线太贵,ISP步履维艰。

记者:现在这方面的呼声比较多,许多ISP(网络服务商)认为自己的生存很困难,有关政府部门把带宽作为一种稀缺资源进行垄断。电信垄断究竟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信息产业的发展?

杨:首先,我认为ISP应该微利经营,应该增加经济规模,在规模经济下取得更大的生存空间。美国有五千家ISP,现在只有AOL(美国在线)经营较好。一般网络企业都靠上游,即拉广告,再一个就是靠投资者的钱,大家都买它的股票。这是信息经济的一个规律,并不直接提供物质产品,而是通过上游赚钱,其下游通过信息服务提供社会效益。我现在正在研究信息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目标。工业经济的企业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,而信息企业、公共企业的目标则不应是企业利润,而是收支平衡下的社会效益最大化。信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渗透和共享,这个产业不是淘金者的乐园,想发财最好不要做这个产业,不要做INTERNET。说到发展,要看是否单一目标,如果说发展一俊遮百丑,那么从世界范围来看,垄断对电信事业发展最快。美国五六十年代(授权AT@T),法国七十年代,中国的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以及巴西,都有超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,中国近些年以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速度增长,持续时间最长,速度最高。当然这里面也有投资有效性的问题。中国电信发展主要靠一些好政策,其中主要是初装费。没有初装费就没有中国电信。因为从“六五”至今,国家每年给邮政和电信也就是1.8个亿到6.5个亿,但是整个1998年投资达到了1700亿元。

记者:电话初装费遭到很多非议。经济学家说,电信业一是垄断,二是交了初装费个人却没有产权。不知其他国家的情况怎样?

杨:美国没有交初装费的,日本交8万日元,但这8万日元可以转让。我们现在的初装费是国家财政把钱拿走,要用就再申请返还,并且要扣8%的各种基金。原来邮电部有同志提出出卖电话产权,或采取产权押金的办法,但没能实行。这个问题确有不同看法,也许以后会改变。现在还有人说,我用一吨水就花1吨水的钱,为什么打电话几秒钟却要按一分钟计费?我说这毕竟是小事,要瞄准总的方向。首先计费的方式要越来越趋于简单透明,而不是复杂。这也是信息经济与工业经济的区别之一。将来应该是一次缴费永久使用,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成本曲线的不同:一个数据库建立了,电话线拉好了,一月打一次电话和天天24小时打电话,成本并不改变。所以应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大家多打电话,因为你多打,社会效益就大。而目前费率垄断下的超额利率是不合理的。

记者:我们再以西方国家的企业为例,他们的目标都是要赢利的。著名网络公司亚马逊公司主要是卖图书,给投资者一点回报都没有,但是它的股票价格仍然很高。1998年雅虎股票价格上涨了506%,而亚马逊股票更是直上青云,比上年涨了1240%,这简直是泡沫了。投资者为什么买它们的股票?

杨:它们还是靠上游而不是靠下游来赚钱,这是“新经济”的一种新现象。美国好多小的计算机公司和软件公司,本身不赚钱,但是它做的这个事有意义,就获取投资者的钱,然后等着被大公司收购。投资者为什么会看好它?总的来说,是由于现在社会游资越来越多,投资者虽然要赚钱,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越来越变成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微利时代,形成社会平均利率,也就是银行利率,也就是资金的成本。整个社会越来越走向微利时代,投资也就不赔不赚。在这个背景下那些有市场、有品牌的信息企业显得更有优势。

记者:这种苗头,加上现代公共物品越来越多,是否将成为信息社会的某种发展趋向?

杨:哈佛大学的丹尼尔·贝尔说,信息社会的财政问题是一个大问题,不好解决。为什么?因为收支平衡,没有收支差靠什么收税?没有税国家财政哪里来?但是反过来讲,未来也许用不着政府更多的财政,财政就是养军队警察、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建设用公共政策来解决,用制度创新来解决。我觉得,未来社会的自组织化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原则。

记者:您认为未来信息技术将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?

杨:首先技术上不能再一家垄断。其次要重视网络,在信息网络时代,计算机就是网络,网络就是计算机,离开网络已经不是什么现代技术。我曾经提出将来“电话、电脑、电视”三网合一的设想。至于一些老业务,该淘汰的就得淘汰,例如电报与传真的关系,我认为不能用阻碍的方法。

记者:您觉得未来信息经济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?

杨:信息经济社会有一些不同于今天的特点,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自组织。有些问题政府财政负担不起,用传统的市场办法也解决不了。所以,要创立一种非盈利的、收支平衡的公共选择制度。大家共同采取一种协同的方式,共同投资提高生活质量,这种自组织化的原则也应成为未来理论重建的核心。还有就是价值观念的转变:公共服务带来的社会节省与生活质量的提高,按现在的计算方法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,例如环保带来的效益如空气净化、环境清洁并不计入GNP,但是用来消除环境破坏的支出却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。我相信用信息经济的新眼光,这种状况会改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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